夜思‖为何许多香港人不觉得投诉有错？

上海终归是上海，与其他城市封城最终都以风平浪静收场相比，其制造的杂音着实让全国人民首次体验置身封城其中的既视感。人们也开始理解，无论面对危机应有怎样的平和，人始终是人，都有需要宣泄的情绪。

那么如果设身处地的回望前不久香港的疫情爆发，那场痛批港人不懂感恩戴德的网战是不是就略显苛刻，懂得投诉的香港人真的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吗？

围绕那时的香港民众，当时的异议主要有以下三点，一是建设方舱的必要性以及是否应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，例如帮助失业者或是重症者等。二是无法适应内地标准的方舱环境，在这条当中，就有广受诟病的蹲厕事件。三是因两地医疗标准不同而导致的医患关系问题，这里则涉及执业资格和医疗事故等。

那么这些在内地从未构成问题的问题又由何而来?我们逐步拆解一下，第一条显然是来自制度的差异，香港人对政府的理解与我们有很大差异，按照他们的思维，政府更像是统筹社会资源的组织而非自己的老板，相反居民以劳动和纳税取得相应的资源分配，如果这种分配不均或是不合理，那么他们就认为有权利提出质疑。第二条则是针对社会的差异，基于不同文化、习惯以及经济基础，产生矛盾或者不满在所难免。好比香港民众对方舱设施普遍的抱怨，矛头则指向政府没能因地制宜。第三条可能是两地认知差异最大的体现，一边依旧把医疗服务当做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事，一边则是把援港方舱当做救死扶伤的圣殿。这里我必须强调，我并不偏袒哪方，更非对援港医护不敬。只是想阐述两方客观地想法，却也恰恰是两方最主观的意识。而形成各自意识的根源只是因为其不同的政治及文化鸿沟。一方害怕个人自由遭受破坏，一方则认为这是缺乏国家责任感的体现。

孰轻孰重并不是我今晚想讨论的议题，只想大家一同思考，反思自己同理解对方是否才是化解矛盾以及修正自我的良药？有一次和朋友聊到在我的印象里，公共服务的地方貌似大都找不到投诉的部门，我便问一旦遇到不合理的情况他会怎么办？他想了一下说道，“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归根结底可能是我觉得那些地方本就是管我的地方，而不是服务我的场所。”现在回想这番对话，我才明白权利及监督从来就不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，因为从来就不存在授权，又何谈制约。